《乡村里的中国》背后的农民：这个土地不养人

《乡村里的中国》六人拍摄团队。

杜深忠蹲在地上用清水写毛笔字。

张自恩是杓峪村的党支部书记和主任。

　　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一对没有在纪录片中出现的夫妇。像所有的中国农村居民一样，他们的生活里绕不开村支书、有点文艺爱好的“怪人”和能读书的孩子这三种邻居，也就是焦波在片子里划分的“政治线”、“文化线”和“情感线”。
　　清明假期，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第一次回到拍摄地山东淄博，“跟乡亲们见见面”。淄博市把这部片子作为“群众路线教育观摩影片”，给各市部门都下达了观看通知。结果，淄博全球通电影城总店巨幕厅500余个座位坐得满满当当。

　　“我们很忐忑，他们对身边的东西太熟了，另外里面毕竟反映了农村的事情和问题。”导演焦波说。现场好多人看哭了，焦波注意到，市委宣传部的部长也从兜里掏出揉成一团的纸巾。

　　现场在座观看的，还有张宏森，“该纪录电影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张宏森局长策划、部署、指导的影片。由焦波担任总导演，中央新影集团总裁高峰制片出品的作品。”《乡村里的中国》的生产报告里，第一句话这么写道。

　　这是一篇“命题作文”，“按照廿四节气记录村庄整年的变化和风情，要拍出农民身上的坚韧信念和遇到的困难挫折，但更重要的是困难挫折中的坚持”、“必须在村里拍上整整一年，一天也不要离开。”张宏森这么要求，焦波也是这么拍的。“拍好了可以进院线”，这是当时领导的承诺。

　　从龙年立春到蛇年春节，焦波带着5个年轻人走进了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呆了373天。

　　373天拍一个村庄

　　一年过去，焦波的新浪博客只更新了一篇文章，在村里上网不便，而他的拍摄记录写了厚厚五个本子。

　　焦波是淄博人，与所有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一样，他有着深厚的农村情结。

　　母亲去世后，焦波在淄博承包了一千亩荒山，他想回去种地，这也是母亲生前对他的期盼。于是，将摄像机对准淄博的农村有了机缘。

　　熟悉焦波的人都知道他的“俺爹俺娘”系列作品，拍了30年。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焦波用照相机给爹娘拍照片，上世纪80年代还拍了纪录片，“就是想记录下爹娘的生活，没想到会因此而获得那么多的荣誉”。这组作品朴素、动人，也为他赢得了无数荣誉。时间跨度长是焦波作品的一个特点，后来他拍《汶川地震孤儿》等作品也拍了几年。

　　杓峪村位于中国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经济作物以苹果为主。全村167户，484口人。焦波把《乡村里的中国》故事分为三条主线：村支书张自恩、杜深忠夫妇和杜滨才等年青一代，“杜深忠是文化线，张自恩是条政治线，杜滨是情感线。”

　　全片的第一个镜头，杜深忠蹲在地上，阳光透过门口照进来，他蘸着清水在地上一片阳光里写毛笔字。他是全村唯一一个坚持看《新闻联播》的人，喜欢书法和二胡，梦想拥有一把琵琶。他有着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的精神追求，而他的妻子张兆珍是一个务实的农村妇人，整天与他争执不休。

　　村子的古树被拉出去卖到城市里做绿化，杜深忠义愤填膺，“这叫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他媳妇张兆珍嫌他穷发牢骚，杜深忠火了，“他用不了几年之后，再下去子孙后代之后我叫他哼哼，就完蛋了。”焦波把这些都拍下来，认为这是杜深忠拥有精神思考的例证，“他爱之深责之切”。

　　拍发牢骚容易，但让人在镜头前真实地暴露自己是困难的。

　　一次，焦波跟拍杜深忠去上坟，杜深忠介绍说，其中一座是他父母的。焦波立马说，“老人在这，我给他们磕个头吧。”说完磕了三个头。焦波是农村出来的人，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却感动了杜深忠，“他可能以为，从北京来的艺术家还能给他爸妈磕头，从此就跟我无话不说了。”

　　后来，杜深忠让焦波关上摄像机，要跟他说说心里话。“这个土地不养人啊”，杜深忠一开口，让焦波一惊，“我说这么深刻的话你一定要在镜头前说一遍，不丢人！”

　　几个月之后，杜深忠在教导孩子的时候真说了：“实际上一开始我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咱就是没有办法，无奈。我失败了一辈子，今年六十了，一事无成。你都大了，现在正好在学习期间，你一定好好努力。你别看着我一辈子不成功你说谁，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这是血的，这是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泪。”

　　相比杜深忠这个人物的戏剧性，“政治线”张自恩则显得局促了很多。张自恩是杓峪村的党支部书记和主任，这一年他还迎来了一位驻村干部。村里开工实施了几个项目，一年到头，大事小情都牵绊着他。最烦的莫过于村民张光地三番五次的查账和闹事，气得他在片子里动粗骂娘，甚至差点和张光地动起手来，即便他们都是本家亲戚。“借由张自恩的故事，可以看到整个村的面貌”，焦波说。

　　生活本身即是戏剧。临近年末，张自恩作为干部拿着东西去看望村里的老人，当去到张光地家时，笑脸相迎对方却没反应。张光地也不说话，就用刀一直在剁饺子馅，“咚咚咚”。焦波就这么拍，不打破这静默的尴尬，“如果他说我错了什么的，那就太拙劣了。这就是他们相处的方式”。

　　“情感线”中，年轻的大学生杜滨才，父亲曾患精神疾病，从小父母离异，缺少母亲关爱。他成绩优异，还被中国青年报评选为“2012年全国自强之星”的提名奖。生活能力也很强，2012年成为山东省第一个大学生中级导游。但他与家庭的矛盾一直是他身上的硬伤。在他大娘和焦波的鼓励之下，杜滨才去看望他19年未见的母亲。

　　大娘劝孩子，“婶子大娘一大群，不如妈妈一个人。”这句“经典台词”让焦波一震，“这样的词汇，再巧妙的导演也想不出”。

　　“在我的想象中，19年没见了，见面肯定会扑上去，抱头痛哭，但那是很拙劣的电影镜头”，焦波说。

　　当看见母亲时，杜滨才踟躇不前。进了屋子两个人攥着手不说话。“我知道哭能打动人，但是不哭也能打动人。孩子在哭，他妈没哭，相互依偎着，他妈妈轻轻拍着他肩膀，‘啪啪啪’三下。这才是他们感情的表达。”焦波说。

　　廿四节气一番轮回，杓峪村的蛇年即将到来。在片子结尾，村子里组织的“第四届春节联欢会”上，杜深忠抚谈琵琶，迟迟不肯下台，惹得众人哄笑。就在这时，杜滨才出人意料地唱起了一首老男孩的《父亲》，这首曲子之前并没有出现在节目单上。

　　“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我而担心吗？你牵挂的孩子长大了。”焦波让摄影赶快拍下来。

　　一年过去，焦波的新浪博客只更新了一篇文章，在村里上网不便，而他的拍摄记录写了厚厚五个本子。现在他还在搜集杓峪村全村的老照片，汇集村史，准备做一本这个杓峪村影像集。

　　“命题作文”也难上院线

　　“你告诉你身边人好不好看，值不值得看，不管是微博还是微信上，你们的想法比政府下的文件还好。”

　　焦波熟悉农村，但并不熟悉纪录片体系。

　　去年年底开始至今，《乡村里的中国》获得了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纪录长片奖、华表奖优秀纪录片在内的9项业内大奖，焦波领着5位年轻人频繁站上领奖台上。但片子至今没上院线。

　　2月，知名摄影师贺延光看了两次《乡村里的中国》，他在微博上推荐说：“90多分钟里，观众感受了农民为什么不爱土地，为什么把外出打工叫拼命。影片好就好在让人在无奈中思考。”也是从今年2月起，《乡村里的中国》在北京海航天宝国际影城组织了几次试映，普通观众才有机会看到这部片子，后来，焦波带着片子也去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光明日报等处举行了放映。多半出于他原来的工作关系和情面。

　　但主要还是靠口口相传。

　　798映艺术中心艺术总监那日松推荐说：“无法想象这部片子是焦波带着一帮大学生拍的，据说他们摄制组在这个山村里住了373天。中国艺术现在缺少的就是这种踏实做事的人。”知名出版人张立宪则直接把详细的预告放映时间和地址写在微博上，鼓励大家去看。

　　2013年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把《乡村里的中国》作为开幕影片推出。焦波知道，这意味着就是要得奖，于是领着他的团队和杜深忠夫妇去了。中外纪录片界三四百人看过片子之后，主持人宣布：“有请神秘嘉宾出场！”杜深忠夫妇拿着一篮子苹果就上了台。“同志们，这是俺们沂蒙山的苹果。希望大家尝尝，希望大家平平安安”。

　　杜深忠夫妇看了片子之后没有那么激动，他们默默在看银幕上的自己。

　　焦波是摄影师出身，对纪录片节是陌生的。在去广州之前，他并不知道剪辑出一个片花，就可以到国际纪录片节上拉投资。范俭的《活着》、范立欣的《归途列车》，包括作为第一部官方意义上的中外合拍独立纪录片电影《千锤百炼》，都曾在广州纪录片节上拉到了投资。

　　“如果我太了解了中国纪录片市场，可能我就不会去接这个任务”，焦波现在回想，自己当时还挺大胆，“这就是无知者无畏吧。我这个片子是个主流的片子，但是我想拍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

　　在广州，除了作为开幕式影片放映了一场之外，没有安排在广州的影院放映，没有太多人知道这部片子的内容。唯一跟观众近距离的接触，是剧组被邀请到了汕头大学做了一场放映。

　　这之后，焦波受邀在武汉、海口做了两场试映，“每次还是以年轻人为主，大家口口相传，自发买票来看。”因为海航集团的大力支持，片子在北京海航天宝国际影城连续试映了三次，每次三场。“每次放映，没有一个观众中途退场。如果我能上院线，我对我的片子非常有信心。”

　　焦波希望有发行公司来做这部纪录片，但“得有奉献精神，就像海航集团一样”，他也清楚上院线需要付出的代价，发行费用会远远超出拍摄费用。2012年中国纪录片上院线，一共一百多万的票房，2013年第一季度的票房甚至为零。“我也想制造一个神话，我一部片子的票房就能超过百万。我也想为中国纪录片争口气，毕竟票房还是价值的体现”。

　　3月份在海航的试映，每场也都是爆满，放映结束之后，焦波都毫不厌倦地跟观众交流，回答大家的提问，为片子的宣传做尽可能地推广，“你告诉你身边人好不好看，值不值得得看，不管是微博还是微信上，你们的想法比政府下的文件还好。”焦波的实在引起观众们善意的笑声，“我喜欢听你们的声音。你们才是上帝才是评委。”

　　截至目前，《乡村里的中国》是否上院线公映还是模糊的。尽管已经拿到龙标(电影获得公映许可的标志)，领导也都认可。但参加试映的观众们只能在影院里观看用电脑硬盘播放的片子，“影院的四个声道系统，但是只有前面两个喇叭在响”。

　　焦波这几天要带着团队去学生剧玺博和李梦龙的母校四川传媒学院进行试映。他还是希望现在影院能公映，能有发行方来“冒这个险”，“如果不行，我就只能带着片子去各地点映，跟大家交流。最后才考虑电视台和网站。”

　　暗涌与改变

　　“他不讳言自己是党的人，要完成的是一部‘命题作文’，但又想在‘规定动作’内为农民讲几句真话，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上映渠道的暂时封闭，让人们更多地聚焦在影片本身。这部纪录片一开始就带着“命题”的痕迹，但观众的热烈反响，证明了它在局限内做文章的价值和努力。

　　除了总导演焦波，《乡村里的中国》团队有五个平均只有21岁的年轻人，分别是四川传媒学院的大四学生剧玺博、李梦龙，淄博职业学院的专科生刘晓晨、陈青，还有被焦波收为徒弟的汶川地震孤儿刘明富。

　　李梦龙、剧玺博是大学同学，他们是总导演焦波的“左膀右臂”。这两个大四的学生跟随焦波完成了片子的大部分拍摄。“当时大四的时候没有课了，就想出去实习。焦波老师是我们学校的客座教授，冲着他的人品我就去了，也算是赌一把吧。”李梦龙说。剧玺博主要跟拍杜深忠和张自恩，李梦龙则主要拍摄杜滨才和他大娘张光爱。

　　在纪录片片尾的拍摄花絮里，五个年轻人好玩的一面被呈现出来。有些内向的刘明富每次看到这个部分总会跑出去，他不喜欢看到荧幕上的自己，甚至跟陌生观众交流的时候，他都希望焦波来为自己“挡拆”。

　　花絮中，有一幕焦波在批评五个年轻人。刘明富回忆，当时是拍摄的某一段素材在导出的时候丢失了，“这个对焦波老师的刺激还是挺大的”。平日里，焦波是老师也是大家长，而在创作理念上，50年代出生的焦波和这些年轻人之间也有一些小的分歧。

　　“焦波老师学图片摄影的，比较讲究构图，用图片摄影的角度看问题，而我一直认为摄像跟摄影是两回事，有时候不注重瞬间的爆发。”李梦龙说。而焦波则认为，“年轻人关注一些村民的吵架这样的矛盾，他们有书本上的经验，但比如杜深忠虽然艰难地弹不出个调调，但在台上艰难地弹奏，甚至声音早被淹没在二胡之中，我喜欢这样的画面”。

　　事实上，在磨合的过程中，焦波往往给出了决定性的意见。

　　年轻人有着自己的反思，剧玺博说，“杜深忠占的比重比较大，杜滨才有些部分没拍到，形成断片。虽然我们叙事上比较精彩，但还是有些生硬，展现的点比较多，过渡有时并不是那么自然。”让给李梦龙遗憾的是，没能到杜滨才的学校去拍他学习生活的一面，关于这个优秀的学生的叙事都集中在了他的家庭上。

　　遗憾还有很多。打工者张自军不幸身亡，在现在的版本里有五分钟左右。张自军下葬时，他的兄弟姐妹和父母痛苦欲绝，张自军的儿子年龄太小没办法理解爸爸的死，他看着落葬的棺材问爷爷，“这是俺爸爸的家吗？”“是，这是你爸爸的家。”“怎么门口这么小？”“不小，里面很宽敞。”这一段本来有半个多小时的素材，但因为跟叙事主干关系弱，只保留了几分钟。

　　如今片子放映了十几场，焦波细心留意和搜集关于这部纪录片的评论，他博客的最新一篇博文，是转发了一位名为童凯思导演所写的评论文章，这篇文字让他觉得“实在是高屋建瓴，令人感佩！”童凯思觉得，焦波使用镜头做了《寻路中国》作者何伟用文字要做的事。

　　“50后的导演焦波是这个摄制团队的师长与灵魂，他不讳言自己是党的人，要完成的是一部‘命题作文’，但又想在‘规定动作’内为农民讲几句真话，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童这样评价。

　　真知灼见就不能不提出批评。童认为片子中对农民的辛苦铺垫还不足；对打工不幸身亡的张自军的故事还是略显浮草；明快的剪辑节奏合乎普罗大众的观赏习惯，但也部分削弱了这一题材应有的深沉与厚重。“更多缘由怕还是不能逾越‘那条线’，我惋惜的是因为这条线，多少付出巨大心血的纪录片可能已经临在‘伟大’的门槛边，而最终失之毫厘，仿佛剑道似的就缺那致命一击。”

　　纪录片导演欧阳斌也说，“《乡村里的中国》局限于农民与个别基层干部之间的矛盾，回避了中国农村问题产生的根源主要是政府这一最重要的事实，这可能与投资方是政府有关。”

　　“纪录片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世界”，他引用日本导演小川绅介的话来作为解释，“那么被拍摄者也包括政府在内，他们不配合你不行。”对于弱势群体和留守儿童等等社会热点的农村问题，焦波不是没有注意到，“但不能所有人的镜头都对准这些吧？这些问题不是我所要反映的。最起码我的片子里没有假大空，起码是宣传了向善向上的东西”。

　　焦波曾经是《人民日报》记者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图片库艺术总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做淄博日报社摄影记者，90年代中期又调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担任摄影记者，后来又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图片库艺术总监。这一系列背景不免让人对他的片子产生联想。焦波看到了这种顾虑，“实际上一看片子，原来体制内也能做出这种片子。我不主张越过那条线。你说三句话，就不行，但你说一句话，也点到实质了，这一句全国都知道了，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要拿到龙标。但我不会违背良心，失去自我。你给我多少钱我就去歌颂，这不是我。”

　　“我要完成任务，但我始终站在广大人民群众这一面做事。当官的永远是怕老百姓的，就像彭丽媛歌里唱的，‘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况且，体制内也喜欢这个片子不也说明了问题吗？我把问题点出来了，没有再去评论，比如农民工身亡的原因是什么？我追究的不够，但我们也不是政论片子。我把问题都点到了，促使别人去思考了，这就可以了。”

　　对于杓峪村的未来，在放映时有的观众提出了担心，会不会吸引了关注就改变了整个村子？焦波回应说，“我只能说，想让他们过上好的生活。有的地方成了旅游区，开发了之后照张相都跟你要钱，这些东西我控制不了。”

　　一些改变已经悄然发生，淄博当地的一家企业在杓峪村建起“乡村书屋”，让村民有好书看，焦波也找来了投资，为村里修了四条路。

　　焦波这次拍摄没有选择他出生的村子“天津湾”，“我们那个村子，已经不像十年前的时候了。那个村子离城市比较近，已经开始比较富裕了，老百姓也不是拍《俺爹俺娘》时候的状态了。如果你现在去拍，他们会问你，你拍这个干吗？你会拿去挣钱吗？”